文｜李思达
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在北宋政坛上三落三起的范仲淹再次进入了中枢。四月，他被皇帝从西北前线召回，先是任命为负责北宋全国军政的长官枢密副使。几个月后，又在时任台谏官的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人推荐下转为文职，改授参知政事，实际进入了北宋主持朝政的宰相行列。
对于此项命令，范仲淹照例和大多数官僚一样再三推辞，他以“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？”为理由，三番五次地拒绝了这项任命。这倒真不是故作姿态。从个人履历来看，范仲淹还真从未把个人荣辱进退放在心上，要不然也不会因屡屡违逆上头意志被人踢出朝堂：天圣七年（1029），他公开上书听政的刘太后，要求将权力归还给仁宗，结果被撵去陈州；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他作为台谏官反对仁宗废郭皇后，被皇帝连夜下旨知睦州；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刚被召回中央不到一年的他，又因为指责宰相吕夷简被赶去了饶州。从40多岁被调入中央到登上相位的这14年间，范仲淹一直保持三四年就被踢出中央一次的频率，如此蹭蹬的仕途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：他一直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绝不曲学阿世。以此来看，区区参知政事，还不至于让这位真正儒者“委曲周旋仪”，做出些庸俗官僚欲擒故纵的丑态来。
就在四月八日，皇帝公布新的一届执政班子名单后，大宋朝野可以说是用一种欢欣鼓舞的态度庆祝他们的上台，蔡襄在得知韩琦、范仲淹进入中枢，而夏竦入枢密院不成之后，就公开称：“士大夫贺于朝，庶民歌于路，至饮酒叫号以为欢。”但更让范仲淹感到震惊的是时任国子监直讲、有着“徂徕先生”之盛誉的石介为他们做的赞歌：《庆历盛德颂》。诗中以皇帝的口吻把整个新执政团队和台谏班子11人轮流夸了一遍，甚至把范仲淹和富弼夸得就像古代舜手下的贤臣夔和契，是上天派来辅弼朝纲的文曲星，我这个皇帝要不用你们几位大贤就是我不想治理好国（“惟仲淹、弼，一夔一契。天实赉予，予其敢忽”）。
新执政班子刚刚就任，还没有出台任何政策就被支持的文人吹上天，稍有政治实践的人都能明白，这完全就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。更要命的是这位徂徕先生夸就夸吧，可他还非得找一个反面教材骂，被他选中的就是临门一脚被刷下去的夏竦。诗中说道：“举擢俊良，扫除妖魃。众贤之进，如茅斯拔。大奸之去，如距斯脱”，把这位曾在西北前线对抗李元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国家高干夏竦比喻为妖魃、大奸，这又算怎么一回事？实际上，范仲淹看到此诗后非常紧张，拍着大腿跟韩琦痛心疾首：“为此怪鬼辈坏之！”——连猪队友都算不上了。韩琦虽然没有直接骂娘，但也说了一句重话：“天下事不可如此，必坏。”
经历过政坛各种风浪，政治上已经成熟的范仲淹非常清楚自己此次进入中枢任务之艰巨。他们肩负的不仅是朝野上下一致的期许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着改革仁宗朝诸多弊端的重任。这本来就是如同蹚地雷阵的任务，唯恐团结的人不够多，哪能如此标榜自己痛骂他人？更何况这被骂的夏竦又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。政见还未付诸实践，莫名其妙地就先给自己招惹大敌，范仲淹的确有理由将石介这种待在办公桌前吹嘘褒贬的文人骂为“怪鬼辈”，并且感到“坏之”。
任凭狗叫，驼队继续前进。范仲淹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命，因为他更多是一个实干家，不会因为某些文人惹出来的风波停住自己的脚步。然而这首诗歌惹出的风波，就如一片乌云一般，隐隐笼罩在了他们和新政头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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